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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分布 除西藏自治区外，其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规定，分别是22个省、4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约占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96.8%。

第三种观点是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不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规定推论司法权不是地方事权。该法院是为落实中央有关探索建立与行政辖区相分离的法院的决定而设立的，但其管辖权是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决定的。

即使那些涉外案件当事人一般也是外国公民或法人，也不涉及两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二）司法职权由地方自行设定 职权是国家机构的核心内容。[14] 不仅是在全国实行司法人员的中央统筹不现实，即使在一个省内实行人事统管也有很大难度。也可能是复合的，如经济社会发展事务、国家安全事务。所以，单纯的通过司法权中央事权化来解决司法权地方化并不一定能够奏效。

但司法权并不完全符合中央事权的特征，司法机关审理的绝大多数案件具有地方性，现行宪法体制亦认可司法权的地方性特征，人财物的省级统筹也表明司法权中央化在实践中的难度。[15]  秦前红：《司法改革要摒除理由政治》，载共识网，2015年12月21日访问。但司法改革实践中并非如此。

[13] 孟建柱：《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5日。根据这三个标准，国防和外交应是中央事权的典型。也可以从政治权力归属的角度理解，这个意义上的国家一般是与个人、社会组织相对而言的。即使勉力为之，也只能是批发式的，但司法人员的任命更应该是 零售。

虽经中央编办的批复同意，但中央编制部门只是负责人事的批复，这是机构设置以后的问题，而非设置机构本身。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自治机关，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及单行条例。

上海是第一批改革试点省市，其改革方案也是最早由中央批准的，基本内容将对其他省市起到示范效应。在联邦制的美国，联邦与州之间实行分权，司法权也是在中央与州之间进行分权，即联邦有自己的法院系统，行使联邦司法权。所以，财政经费的省级统筹只能在有限的程度切断地方干预司法的渠道。（三）司法人员非由中央任命 以上海为例。

近年来，一些财政法的学者经常将其与财权相对应，主张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划分应财权与事权相适应。那么，司法权处理的都是中央之事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11]可以看出，由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即使那些传统意义上被视作典型的中央事权在现代社会也不可能由中央部门专享。所以，司法权如同立法权和行政权一样，应是中央和地方都可以行使的权力，中央司法权还负有监督地方司法权的使命。

[12] 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司法权究竟是中央事权还是地方事权抑或中央与地方共享事权，关键是司法机关究竟能否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并且公权力以外的其他各种势力包括政治的、社会的、人情的势力，能否真正尊重司法而不干预？一些学者主张美国联邦法院因实行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分离而有效地阻止地方对司法独立的干预，并以此作为例证主张在中国建立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分离的法院（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一制度），但美国联邦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只占全国案件的7%，93%的案件是由州法院审理的，而州法院的设置基本是按行政单位来设置，其经费也来自于地方财政，但这种地方化的设置并没有成为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二是法院的财、物来自于地方财政。

[14]  陈瑞华：《司法改革的理论反思》，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60页。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为例，2014年12月24日，北京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意见》指出：利用铁路运输法院和铁路运输检察院的组织构架，组建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

而自治性无疑表现了司法权的地方性。前已述及，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要依据地方性法规和地方规章。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地方国家机关有双重性特征，即一方面负责执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负责执行地方的立法和政策。[4] 本报评论员：《中国的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22日。摘要:  为消解地方势力对法院独立审判的干扰，本轮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实行省级以下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省级统筹，其理论基础是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论断。（2） 探索建立跨区域的法院，实现司法辖区和行政辖区的分离。

可以想见，当《规定》中确立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建立起来将会形成强大的制度威慑力，各级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就会大大减少。为配合这一改革，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

那么，这些因素是否必然导致司法不公呢？ 从实践中来看，虽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地方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及法官，但基于我国的政治实践，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能对这些人员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这些事务可能单一的，如教育事务、财政事务等。

[8]第二，宪法结构上的理由。有关联邦司法问题的立法权属于联邦国会，联邦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同意任命。

但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权的中央化被转换成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话语体系，并成为本次改革的理论基础。还要特别注意的是，上海作为直辖市，具有面积小、司法机构和人员少的特点，那些面积大、司法机构和人员多的省份，这一任务将更加繁重。第三，公民平等保护的重大问题更多地是在于立法及行政领域，一般不会关涉司法领域。由于司法机关整体的不独立，导致各级领导可以以各种手段干涉司法。

但这一安排可能导致的问题是进一步虚化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法院的人事任命权，真正坐实对人大及其常委会橡皮图章的指责，仍然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损害。本轮司法因其改革力度之大而备受国内外关注，也因其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而显得意蕴深远。

[7] 张卫平等著：《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2015年3月，上海举行首批法官、检察官遴选，人员即达到800多人。

有观点认为，这表明司法权不属于地方性的权力，而属于中央的权力。三是法院的人员来自于地方。

中央设置司法机构的基本方式一是由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二是宪法和法律通过授权方式由中央某个具体国家机关决定设立。（3）负责人员由中央任命。如我国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地方的权力机关，既要执行中央立法（制定中央立法的实施条例），又要制定自主性地方性法规，而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这些地方立法。《解放日报》2014年12月14日。

那些主张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论点并不符合实际。既然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司法机关的人事权也具有中央权力属性。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但外交的含义及内容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极大发展，早已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外交的框架，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在各国外交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涉及主权，所以不应由中央政府垄断。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地方法院是管理地方事权的重要主体。根据中央确定的司法改革中法官员额制方案，2015年3月，上海举行首批法官、检察官遴选。